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
每当读到这首词的时候，耳边总会响起著名演员杨洪基那低沉而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声音，总能感到一种无以伦比的历史厚重感，一种飞越历史时空的感觉。
历史是个大染缸，其中既有无数的贤人圣哲，也有不少的乱臣贼子；既有英勇抵御外族入侵的英雄，也有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的文人；既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辅佐帝王而殚精竭虑的忠臣，也有卖国求荣、涂炭生灵的佞臣……
不管这些人在活着时做了怎样的事情，虽然某些人想方设法文过饰非、颠倒黑白，但相信历史终究会还原真相。所谓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一旦遮羞布被扯下来，被遮掩的丑态终究会大白于天下，历史长河在奔流的同时自然也会淘汰那些害群之马。而那些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、为国家民族利益谋福利的人，终究会深入人心、名垂青史。
说到忠奸，历史走到今天，区分一个人是忠是奸，大概也只缘自于史书的记载、戏曲的演绎、民间的流传。至于划分的标准、忠奸的认识只怕也是非常肤浅的。
其实，忠臣与奸臣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，多数划分都是以讹传讹、人云亦云了。
曹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《三国志》中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揭露和剖析。
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、政治家和文学家。曹操官至丞相，封魏王，谥武王。他自幼机警，有胆识。中平元年（184年），出任骑都尉，参与镇压黄巾起义。初平四年秋，曹操以报杀父之仇为名，贸然进攻徐州，纵军屠杀数万人。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迫汉献帝迁都许（今河南许昌）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自任大将军，总揽军政。
曹操戎马倥偬一生，用兵灵活，长于选将用将，治军严整。严格训练，赏罚分明，座骑惊入麦田，当场割发代首以肃军纪。体恤将士，赢得军心。曹操好兵法，著兵书十万余言。其“兵以义动”的战争观，因事设奇、任势制胜的“诡诈论”，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，颇受后世推重。
从其一生表现来看，曹操最初亦是忠君之臣。他初为汉室之臣，也曾为何进出谋划策，除十常侍立幼帝，为保汉帝而冒死刺董卓。后为除董卓袁本初统领18路诸侯，然各诸侯均为私利，不思进取，勾心斗角，错失良机。曹操愤而大呼：“竖子不足为谋也！”
当刘玄德尚无任何实力时，曹操煮酒论英雄，让人不得不服！白门楼收张辽，屡留陈宫，足见爱才惜才之心！后为收关羽，无奈答应三条约定，赐赤兔马并封侯亦在所不惜。当曹操帐下无人能敌颜良文丑，郭嘉举荐关羽之时，曹操怕他立功而走，故不愿给他立功机会。关羽往河北投刘备之时，曹操也能兑现诺言未多阻拦，依依惜别之情让人起敬。关羽一路过关斩将，然曹操仍差人屡送过关文书，怕其受阻拦，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风度令人感慨！在长坂坡爱惜赵子龙之才，曹操命手下不得放箭伤害，保全了一世之名将。
曹操具有异于常人的两面性，有时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但有时他却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，甚至残杀成百上千的人。比如说，他杀了吕伯奢全家，曰：“宁教我负天下，休教天下人负我！”其凶残之相，又令人嗟呀不已。
有人说，曹操是奸臣，他软禁汉献帝，控制中央大权，这是欺君枉上。所以说，历史上也一直把奸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。之所以如此，两种人难辞其咎：一是撰写史书的史官，而史官乃帝王的御用文人，自然是有政治倾向性的，作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曹操，自然只可能被打入汉贼一类了；二是罗贯中，这个家伙，一部《三国演义》横空出世，把自己弄了个名垂千古，却不管历史的是非曲直，还真够狠的。罗贯中本就是个正统文人，由于他的忠君思想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存在非常明显的偏蜀贬魏思想，把曹操塑造为奸臣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其实，曹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，而汉献帝却是如此的平庸、懦弱，既然无能，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？只要有能力，谁当皇帝都行，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就行。更何况曹操也并没有废掉汉献帝？
在那个诸侯纷争的年代，能占据一席之地，能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能吟诗作赋，属下猛将如云，智士不乏，难道算个英雄过分吗？
所以说，曹操不能说是一个奸臣，只能说是时事造英雄罢了。历史评价一个人不能单从一个人的行为品质去看待一个人，只要一个人对于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那么这一个人就应该被人们记住并歌颂。
时间总是飞奔着流逝，所谓“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”。自古忠臣与奸臣之不绝，根源在于忠臣与奸臣正好是皇帝的善念和恶念，皇帝善念、恶念不绝，则忠臣、奸臣不绝。
忠臣忠于百姓，奸臣忠于皇帝；忠于百姓则可能与皇帝意愿相违背，因此岳飞之流不绝；忠于皇帝则完全以皇帝意志为个人意志，因此和珅之流不绝。
皇帝利用忠臣做利于百姓之事，皇帝利用奸臣做利于自己的事；于是皇帝的善恶最终通过忠臣、奸臣的言行而得以完全表现。
和珅，相信每一个皇帝都会喜爱的。乾隆这样一个历史上所谓的明君，身边却出现了这样的大蠹虫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吗？奸臣当道怎么会出现明君？和绅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作为皇帝的忠实奴才，是皇帝“信得过，用得着，靠得住”的奴才，这样的大臣就是皇权最大的忠臣。
所以，从这点来看，皇帝老儿于公于私都需要忠臣与奸臣。在决策过程中，决策者是皇帝，但这个决策是否正确，皇帝是不用负责任的。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具体执行的官员，如果失败了，就是奸臣误国，是他误导皇帝做出了错误的决策；如果胜利了，则是皇帝的决策英明，而不论这胜利是否只是一场虚构的故事。
由此亦可知，忠臣与奸臣是基于皇帝的角度出发的。而这种观念在老百姓心中成为分辨官员善恶的一种标准，却反映出古人对皇权的敬畏、对德君行道的渴求。在皇权即是国家、国家即是皇权的时代，忠臣与奸臣都沦为了皇权的工具。天下苍生的利益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，考虑的只是如何分割的问题。殊不知，专制的皇权，系天下安危于一人的政治制度才是国家祸乱的根由。
时至今日，我们如果还停留在区分忠臣、奸臣的思路去思考历史的、现实的、社会的、政治的等方面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无法清醒认识专制集权的危害，无法摆脱它的遗毒，那我们永远都只会在原地转圈而已。
因此，如果忠者多一些揣摩上意，奸者多一些实干，我们的历史或许会更加和谐、更加昌盛了，不过，整个历史就得重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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